王小兰:潮来潮去,行走在“时代”里

来源: 中关村导刊 发布时间: 2018年05月15日 浏览:

牛鸿斌/摄

  特约通讯员张静妙

  她快人快语:“逢会就讲中关村,不管有没有人说我是代言人,我觉得这个使命是自然而然的。”

  她仗义执言:“我向温总理讲,虽然这次宏观调控不是针对我们民营企业,但我们中关村企业确实受到了伤害。”

  她坦诚作答:我们身在中关村,现在有人说,(上、杭、深)他们比我们强了,或将要比我们强了,我们心里的确有不平……中关村要有定力,它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?

  她直接犀利:现在看来,如果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,我觉得就要有一批硬科技的东西,“0到1”的技术要在中关村诞生。“1到100”的转化也要从中关村出发。

  她就是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。忆当年,她是中关村第一批“标签式”创业者;谈未来,她更拥有突破自身边界不断进化的勇气。

  记者:回忆中关村几十年的创新发展,您觉得中关村有哪些变化、哪些节点、哪些故事让您印象深刻?

  王小兰:非常愿意借这个机会,回忆这几十年。从企业家的角度看中关村创新发展:我们自己断代是经历了4代企业家。80年代下海的我们叫第一代企业家,像柳传志、段永基、(时代公司)彭伟民是第一代企业家,我觉得他们的特点是从大院大所走出来,创造了新的体制机制;到90年代,第二代企业家比如用友的王文京,这一批人在中关村还是很活跃的;第三代企业家2000年前后,主要特点是海归创业,像邓中翰、严望佳他们是带着海外的经验、知识、技术回国进行创业;第四代是在2010年互联网大潮之后,是互联网背景下创业的年轻人。四代企业家形成了一个整体,相互帮助相互扶持,甚至是相互欣赏,这是中关村的特点。

  从大事件看中关村创新发展:1988年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,直到现在我们还能记住那一批政府的创业者,像胡昭广、赵凤桐、张福森等这样一批人,他们在和我们共同创业。在政府这条线上还有后来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,又变成现在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。国家、北京对中关村的支持没有变。不管变成什么称号,我们始终在党和国家的视野当中,从政府这条线来讲,我感觉是一以贯之的。

  从产业发展看中关村创新发展:我个人来看,前半段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围绕技术来走。但是互联网发展以来,我们会看到商业模式的创新在牵动技术的创新,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。“互联网+”加的是什么?加的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。滴滴、美团、爱奇艺都是有了互联网的背景,满足了社会的痛点,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。

  所以,中关村创新发展的几十年里,每个节点都有优秀的企业出现在中关村。PC时代有联想、方正、同方;互联网时代门户网站最后留下了网易、新浪、搜狐;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小米、百度又涌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。每个大的技术浪潮发展过程中,中关村都留下了非常好的一笔。

  记者:您在中关村很多社会组织中承担了很多工作,您认为中关村社会组织的存在有什么重要作用和意义?

  王小兰:中关村最大的特点是小政府、大社会。小政府有很大一个特点是给大社会留下很大的发展空间。中关村几万家企业很多事情不是靠政府去做的,主要靠社会组织。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多服务的触角。由于他是小政府所以我们社会组织在中关村是非常活跃的,这个我觉得和其他高新区相比是比较突出的也是一个亮点。

  中关村社会组织成一个品字型架构,最上边第一个口是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,这个委员会是北京市政府提出来要建一个有职有权的委员会,现在有20个委员,柳传志是主任。王小兰是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,委员会里有雷军、李彦宏、王文京等,经济学家周其仁等,有企业家有投资人像邓峰等。这个机构主要是研究前瞻性课题,也是政府用以连接中关村优秀企业家合作的一个平台。品字形下面两个口,一个是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,王小兰是联合会的会长;另外一个口是中关村联盟协会以产业为特征的,由梅萌来做负责人理事长。这样,品字形的架构基本上对中关村企业进行了大面覆盖,这是一个基本架构,我们在这个架构中做了很多事情。

  记者:您认为中关村社会组织的特殊使命是什么?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有挑战性的,能够推动政策出台的事例?

  王小兰:中关村社会组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反映大家共同的心声,因为我们中关村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是先行先试,推动政策的先行先试,将来这些先行先试的政策是可推广可复制的,谁来做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工作?首先是企业,企业在探索中要凝练成政策,其中社会组织和管委会做了很多工作,所以反映大家共同的心声,推动政策出台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。

  2004年第一次宏观调控,收紧银根,地根。当时我们确实压力非常大,后来我们就写信给刘淇书记,我说我们中关村企业觉得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受到伤害了,后来刘淇书记把这封信转给了当时银监会的领导刘明康主席,刘明康主席组织了小的调查组到中关村了解情况。

  第二年政府工作报告出来之前,政府都要开一次企业家座谈会征求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,我很荣幸参加了温总理政府报告的讨论。那次有6个国有企业家,3个民营企业家参加座谈会。我就给温总理讲,虽然这次宏观调控不是针对我们民营企业,但我们确实受到了伤害。能不能有保有压,不要一刀切?最后这些话都写到了之后的文件里面、政策里面。我们在这方面及时反映情况,又能提出建议,还是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可。

  记者:有人说中关村特殊性被摊薄了,上海、深圳发展的更快一些,您怎么看?

  王小兰:我个人觉得,首先我们要有定力,中关村就是中关村,不要去和深圳、杭州比,因为他的使命和内容都完全不一样。什么是中关村?我觉得中关村最后贡献给国家和社会的不是一所大学、一个大国企,中关村从当年80年代开始,最大的特点就是草根创业、是民营,就是靠这些草根建立一种新的机制,发展起来。

  中关村最值得书写的一笔就是创业,草根在创业。今天的中关村仍然如此。我觉得什么时候中关村这些企业家醉生梦死了,中关村新的企业家不出现了,都到别的地方创业去了,这时候海淀也好、中关村也好就出问题了,说明这个地方已不再是创业的沃土、草根创业的根据地。你看双创,李克强总理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双创,来源于哪里?还是北京的双创。所以说中关村要有定力,它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?是创业,是源源不断的创业者。

  今天我觉得有两种倾向,一种是觉得草根创业太土了,应该依托大院大所,主要做科技成果转化。我不反对科技成果转化,但它只是中关村话题中的一个,如果把转化承接大院大所的转化作为生命力的话,我觉得就违背了我们今天纪念中关村创新发展的精神。北京现在正在疏解,确实不适合成长产业型的大公司,所以我觉得领导给我们定位是白菜心的产业,我觉得是对的,这些白菜心无论到哪去,变成了白菜帮,他的基因还在中关村。

  另外一个,我们企业也需要对标非常优秀的企业。我们也在研究我们跟这些企业相比是不是落后了?一般一个企业的周期,IT行业摩尔定律18个月,高新技术企业我个人觉得10年、20年都是一个周期,他不可能45度角一直往上走,有波峰波谷的时候。相当多的中关村企业包括联想、用友都在面临着艰难的转型。这个转型现在还在路上,我们都在向着这个转型和升级不断努力。我想外地一些年轻的企业还没到我们这个阶段,他们将来一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,这个时间上的错配我认为这是规律,对谁都一样。另一方面,我们觉得我们确实需要向优秀企业学习,需要总结。

  要各自研究各自存在的差距和问题,探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。我们的政府服务精神和服务意识上是唯上,还是唯下?是领导关心什么问题就关心什么问题,还是企业关心什么问题就关注什么问题?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。

  我个人觉得在平衡北京首都功能和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上,政府如何找到平衡点,这个很重要。比如,百度在做无人驾驶汽车,大疆在深圳做无人机,都是涉及到公共领域,一个涉及到领空权,一个是路权,看哪里的政府能给科技落地率先支持,这件事北京走在前面了。面对新的事物,首都有首都的难度,涉及到公共事务的新技术的落地,各国都有不同的做法,考验的是政府的智慧。

  记者:国家对中关村赋予很大期望,您如何展望中关村今后几十年?

  王小兰:我觉得我们对未来的中关村很有信心,当年我们对标硅谷,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与硅谷的对话机制,在企业的国际交往、投资人的沟通、国家化的路径等和硅谷形成了对话机制。在移动互联网发展之后,由于特殊的原因,我们人口多、发展快,在某些领域我们比硅谷可能更超前。

  现在看来,如果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,我觉得要有硬科技的东西,“0到1”的技术要在中关村诞生。中关村可能不适合做“1到100”的事,但“0到1”这种原创技术的研发要诞生在中关村。

  现在,越来越开放,中关村企业与硅谷融合,众多国际化平台在相继建成,比如,我们正在筹办下一代互联网研究院,我们邀请一批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作首席专家。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基础研究能力,可以作“0到1”的事。

  (原载于“中关村海淀园”微信公众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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